作为一位主张强化法治的君主，杨坚极其注重制定法令，并严格执行。在刚刚登基时，为了安抚百姓，杨坚进行了一些较为宽松的刑罚改革。例如，他将死刑改为斩首与绞刑两种形式，废除了车裂和鞭决，流刑最高年限也由6年缩短为5年，甚至制定了“铜赎刑法”，即通过铜钱赎回刑罚。然而，这些表面上的“简政减刑”并没有真正带来宽松的治理，反而由于杨坚自身个性中的刻薄与疑心，他开始亲自介入案件的审理，甚至对下属的容忍度极低，稍有不满便加重惩罚，导致执法官员常常“宁枉勿纵”，过度严苛的执法氛围导致了大量冤假错案。
杨坚的暴躁脾气时常在朝廷上暴露无遗。无论是朝臣言辞不当，还是提出不同意见，他都常常在殿前直接施刑，责打朝臣成了常态。高颖、柳或等人曾提出“朝堂不是杀人之地”，但杨坚根本不予理会。甚至有一次，他因朝廷发生小小疏漏而将行杖的官员推出斩首。后来，虽有廷臣建议停止这种过度体罚，但杨坚依然频繁施行暴力，直至有一位参军李君才在殿内因未能按时处理某事被杨坚用马鞭活活打死，暴行达到了极致。这种暴虐的治理风格令“简政减刑”成了一纸空文。
杨坚不仅对官员极其苛刻，还特别设立了秘密的监察机构，派遣亲信暗中调查朝臣，任何小过失都被迅速放大并严惩。例如，鸿胪寺少卿陈延仅因与杨素不和，向杨坚告发了他在清河公杨素家中见到的马粪未清理，且侍者在地毯上打骰子赌博，杨坚大怒，将其一并处刑，甚至几乎将陈延鞭打致死。对于盗窃现象，隋文帝同样采取了严苛的惩罚措施，不仅杀死仓库官员，还对所有盗贼判处死刑，甚至盗窃一钱以上的行为也立即公开处决，极度压制了民众的生存空间。
在杨坚看来，官员受贿行为是最不可容忍的，他的政策严禁任何形式的贿赂，官员收到的每一份礼物，不论大小，都必须追查并处以极刑。此外，为了避免官员在同一职位上长期执政导致腐败，他还规定所有官员必须在三年内更换职务或调动地方，甚至规定了回避制度，避免同僚相互包庇。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加剧了官僚体制的腐化，法律执行变得更加严苛和不公。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杨坚的治国风格与其个人的不安全感密切相关。他自北周时期起就深知权力的脆弱，经常担心受到暗害，尤其是对于宇文氏家族的压迫和暗中迫害深有体会。后来，他在北周静帝朝辅政时，心中不断有“篡位”的念头，担心像王莽、曹操等人一样被推翻，这使他产生了极度的 paranoia。登基称帝后，他依旧警惕他人的篡位行为，始终担心自己的政权被取代。这种高度的不信任心理导致了他对身边有才能的臣子进行打压，诸如高颖、梁毗、柳或等忠诚大臣，最终都未能善终。
杨坚的家庭关系也极为复杂，他五个儿子中，长子杨勇因失宠被废除太子之位，三子杨俊、四子杨秀、五子杨谅也都被他废除，甚至将其驱逐。对于杨坚来说，忠诚与背叛是模糊不清的概念，亲情、血缘关系都在他权力的游戏中被一一抛弃。
总的来说，隋文帝杨坚的治国哲学过于严苛，尽管他试图通过高压手段治理国家，但最终这些做法不仅未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反而助长了腐败与暴政，导致了隋朝的短命与灭亡。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成功的领导者应当能以宽容与仁德为根基，而非过度猜忌与严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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